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中全面贯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内含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
部分法学基本范畴面临的问题其实一直以来都存在，只不过在新科技条件下，这些问题要么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重新呈现，要么被放大了。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如同法律一般调整和规制着人们的行为。
此外，也有虽由国家机关创设但仅具有指导意义的规范。人工智能不具有物质意义上的人类心灵。是否要将算法划归法律的范畴，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珍视法律作为一种规范性实践的独特价值。整体定类法虽然可以避免这一弊端，但会冲击既有的法律部门划分标准，使得整个法律体系的结构设计失去科学性和严谨性。当人们从平台获取对法律运作结果的预测时，由于此前的认知与反馈都可能成为积累下来的数据，其获取的结果正是人工智能学习这些数据之后形成的结果，这种结果不是普遍的，而是与具体的个人数据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无论是哪种模式，都无法合理地证明人工智能体就是法律主体。既有的客体理论既无法说明民事法律关系的现状，也无法用于其他法律关系领域。[2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阎克文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187页。
但在显明含义不止一个时，就需要确认其中的最恰当含义，这需要借助上下文和谐论点或体系性原则对该语词的多个通常含义进行比较，以最终确定一个最具妥当性的意义，此时不能排除通常用法中的次要含义入选的可能性。[37]按照黄侃先生的界定：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疏议对兵器解释时采取了同类列举的方式，这也是基于当时人们普遍文化水平低下条件下方便理解的考虑。[34]这一解释形式在中华法系文义解释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辅助性作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人倾向于具象思维的习惯有关：疏议中的示例与律文规定之间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二者之间有着完美的对应关系。
[23]从其成因看，由于韦伯的法律合理性理想类型将现代欧美形式合理性的法律认定为法律进化的顶点，就需要设定一种非理性的法律类型作为进化张力所指向的对立面，于是韦伯有意无意间忽略了中国家产官僚制中官僚制的理性化面向而刻意放大了家产制的非理性面向，古代中国法因此就不幸戴上了实质非理性的理想型面具。若与人药、酒及食，使狂乱取财，亦是。
[54]从中可见，语义解释的核心要义在于探寻和确定法律语词在日常语言中的显明含义。[53][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1页。使用是为字例的，如或断一人之事，频受其财，是为‘一事频受。[65]无疑，中华法系的立法文义解释的历史成就是巨大的，在与西方法治文明汇合之前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独自发展出了完善、成熟、实用的法律解释学体系，特别是其中的文义解释技艺纯熟、运作精良，非常值得今天的中国立法者、司法者和广大法律人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
‘以诬告罪论，谓依斗讼律：‘诬告者。[64]于是，将法律解释置于法的目的之下、为达成法的目的而行动，就成为操作文义解释的立法者和司法官吏们的实践指针。[30]陈锐：《中国传统法律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王立民教授在谈及中华法系传统律学解释时，非常看重解释依据的合理性：中国传统的律学研究方法在对律文进行解释时，需要凭借一定的依据。
那么，为什么唐律疏议中会出现大量的以余条准此为标识的特定解释形式呢？学者对此的解释是：古代中国基于传统法典编纂的技术与体例，其中不可能出现如现代法典中总则条文那样高度抽象、概括、规定性的内容，也为了便于民众理解的需要，于是就采取客观具体的列举方式来表达对同类事物同样处理的立法意图，那么必然会造就以具体列举抽象规范的逻辑矛盾，余条准此就是立法为化解这种逻辑矛盾与不足而采取的技术处理手段。实际上，倡导人伦价值和道德情感的儒家之礼已经通过历代立法者的儒家化努力渗透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
据学者统计，在秦律法律答问使用较多的程式语是……者，即……（也），其中即为判断词用例，但在唐律疏议中已经较少使用该义，唐律疏议中的1000处左右的即字语例中，更多的是用其即使（如即奏报应决者）和如果（即过限不决者）等普通叙述词的意义。[38]黄侃界定的训诂学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研究对象，即解释语言，而且没有时地之限域，这较之于古人的训释古语显然是扩大了范围。
中华法系创新发展后，中华法系便得以重生与复兴。与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官一样，中国的司法官吏也非常注重于依法判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26]但仍旧无法避免这样一种后果：总体勤勉忠诚的司法官吏秉公执法的效果却不佳。使用为字例的，如造意者为首。在古代中国立法或立法解释中，亦存在近似的表达形式，这就是余条准此规则。其三，法律解释重经验、轻逻辑。当然，唐律疏议中也有结构更加繁复、复杂的训诂解释范例，如唐律疏议·名例徒刑五条的疏议：徒者，奴也，盖奴辱之。
另一方面文义解释规则在引导法官进行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又对法官的解释行为具有限制、约束的作用，确保解释结论的合理性。[33]厉广雷：《〈唐律疏议〉中的法律解释问题：一种本土的分析视角》，载《南大法学》2020年第2期。
唐律疏议上述解释的串解特征就更加明显了：不仅解释了何谓囚在禁，妄引人为徒侣者以诬告罪论，并且对具体的惩处方式作出了详细说明，其间引用其他律文，以证成本律文的同时，还为司法判决提供了规范逻辑结构健全的整合性诠释，可谓一举而竟数功，对于司法官吏正确理解法律、作出合目的性的判决，无疑颇具指引价值。使用称字例的，如称‘免所居官者，职事、散官、卫官同阶者，总为一官。
[56]刘晓林：《唐律中的余条准此考辨》，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何勤华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确存在法学，不仅有‘法学这一术语，而且在汉、晋、隋、唐，其法学研究也曾达到古代世界少有的繁荣境界，我国七世纪著名法典唐律的注释书《唐律疏议》，无论在结构体系的合理性、概念阐述的科学性、条文注释的完整性、原则内容的系统性等方面，都可以与古代罗马查士丁尼《国法大全》相媲美。
[25]管伟：《古代中国法律解释的学理诠释》，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55页。官少不尽其罪者，假有八品官，犯私坐一年半徒，以官当徒一年，余罪半年收赎之类。其二，法律解释以情、理、法的融合为目标追求。文义解释恰恰因为具有释明法律意义、澄清和弥补法律语词语义缺陷的功能，而被视为对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官具有优位性的法律解释方法。
按照陈锐教授的统计梳理，仅在法律答问中，解释者就对70余个术语进行了文义解释，特别是集中对布吏宫均人宦者显大夫同居医面大虞等30多个法律术语进行了语词定义，以释明这些重要法律语词的准确含义，法律答问的解释者为了明确某些罪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已经达到了抽丝剥茧的地步。当然，日常人民使用的厨用、屠宰用刀具虽然某种意义上亦可以当作兵器使用，但疏议却没有将人们最常用的刀具列举其中，原因即在于社会大众所理解的兵器一般不会包含这些作为生产生活用具的刀具。
从唐律疏议对文义解释方法的多维技术运用，可以区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解释技术或解释方式： 其一，对于唐律涉及的重要法律用语，一般是直接在疏议中给出权威确定的内涵释明和适用范围的界定。而援引权威科学知识作出解释的例子，多涉及程序性或与司法技术有关的律文，如唐律疏议·户婚律对违律成婚的解释，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
[5]陈锐：《中国传统法律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当然，中华法系的文义解释并非纯粹只是一种形式化的解释技术，它的运作与展开始终联系着法律的目的，法律的目的当然属于法律的一部分，用它来解决问题，同样是法律的统治。
对于文义解释而言，它意味着通过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来确定法律语词的核心含义，而这个核心含义就是法律语词在日常使用中的最普遍、最通常的用法，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25]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任何一名司法官，在任何一段时间，都在致力于理解并运用法律条款的真实含义。疏议释文的意思是：如果违背律文规定近亲结婚的，要对双方当事人各自判处两年的徒刑。再如‘若刃伤，谓以金刃伤人，注云‘刃谓金铁，无大小之限，堪以杀人者。
使用者……也字例的，如赠官者，死而加赠也，笞者，击也，又训为耻，言人有小愈，法须惩诫，故加捶挞以耻之。[52]按照语义学理论，确立语义的首要问题是明晰意义的意义，即语义解释要释明法律语词的意义，首先就要对意义本身进行界定。
[11]按照比较一致的看法，作为封建中国最后一部法典的大清律例，亦是以唐律为最初蓝本而在宋元明历代律例的基础上损益而成。更为重要的是能使法律解释被限定在法律框架之内，克服‘以释破法缺陷。
用来阐释文意的程式语有言谓等。转引自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范忠信、郑智、李可校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
